山东省第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 218件代表议案获有效处理******

　　中新网济南1月12日电(吕妍)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12日在济南召开 。记者现场获悉 ，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 ，该省人大代表围绕全省各方面工作提出议案218件、建议4756件 ，总量大幅增长 ，分别是上一届的4倍和2倍，代表们提出的218件议案均得到有效处理。

　　山东省第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议案组组长 、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牛保平表示 ，从代表议案处理情况看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及各有关专门委员会将代表议案处理纳入重要议事议程，与立法、监督、调研等工作紧密结合、同步推进 ，代表们提出的218件议案均得到有效处理 。

　　牛保平称，218件议案中的72件议案涉及40个立法项目 ，已经审议通过 ，比如常委会制定的优化营商环境 、人才发展促进、红色文化保护传承 、公共法律服务等地方性法规，大量采纳和吸收了代表所提议案中 的合理化建议 。27件议案涉及的监督项目也通过执法检查 、专题询问、专题调研等形式 ，积极予以推进落实，并邀请提出议案 的代表广泛参与有关活动，努力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

　　牛保平说 ，从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看 ，代表所提问题当年内得到解决 的达到40%。“代表建议 的高质量办理，得益于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及‘一府一委两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牛保平介绍，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每年听取审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报告，常委会重点督办的200余件代表建议办结率、沟通率、满意度均达到100%。“一府一委两院”每年召开专题会议 ，安排部署办理工作 ，在更高层次上推动代表建议落实落地。

　　此外，在依托代表建议信息化办理平台强化日常调度督促 的同时，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探索建立了常委会领导重点督办、专门委员会归口督办、省委省政府督查办协同督办、代表工作部门常态督办 、人大代表参与督办 、承办单位内部督办 的“大督办”工作机制 ，以多层次 、全过程的督办体系 ，打通代表建议落实“最后一公里” 。

　　山东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副秘书长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办公厅主任刘治敏在发布会上介绍说 ，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于1月13日上午在济南开幕 ，1月18日上午闭幕 ，会期5天半 。会议共有15项议程，涉及听取和审议山东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听取和审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听取和审议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等内容 。(完)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 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 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 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 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 的背后是不同 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 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 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 。这种类型 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 的是昂热 。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 的大行会 ，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 的双重角色 ，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 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 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 ，比较有代表性 的是里尔 、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 的共同体，城市存在 的意义就 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 ，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 、流民的袭扰和领主 的侵犯 ，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 。因此 ，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 的市政街区 。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 ，巴黎 、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

　　需要指出的 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 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 ，相互排斥 。以巴黎为例 ，街区 是正式 的基层治理框架 ，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 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

　　基于不同 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 ，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 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 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 ，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 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 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 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 ，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 、婚姻和去世 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 的城市 ，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 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 ，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 。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 、并为成员提供保护 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 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 ，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 的基层治理组织 ，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 ，随着法国民众信仰 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 ，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 的弊端日益凸显 ，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 。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 。首先 ，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 。其次，街区 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 ，特别是城市空间 的扩张 ，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 。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 ，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 、职业不同 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 的多样性不言自明 ，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 ，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 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 ，并沿用到大革命前 。这种基层制度 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 的历史背景 ，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 的共识 。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 的差异 ，巴黎和图卢兹 的市政街区在数量 、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 ，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 是城市基层治理 的基本单元 。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 ，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 ，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 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 ，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 ，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 。因此 ，街区实际上集社区 、选区和军区为一体 ，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 。总之 ，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 ，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 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 。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 。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 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 的资格 。而当选街区官员 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 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 ，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 、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 ，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 的参政权 。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 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 ，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 ，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 的凝聚力 ，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 。其次 ，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 ，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 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 的城市治理问题 。最后 ，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 ，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 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 ，近代法国国力 、军力 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 的威胁 ，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 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 。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 ，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 ；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 的来说 ，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 、包容性的特征 ，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 ，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 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