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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进废退” 何冰选择开掘自己******

　　何冰说自己 是那种一拍脑门就把事做了的人 ，2018年自导自演的《陌生人》被大家知道时已经开始排练 ，今年这部《代价》更 是直接传出了1月11日登台国家大剧院的消息 。相隔4年，没有漫长的等待和准备 ，何冰说 ，就是偶然间看到了这个剧本 ，一拍脑门就开干了。

　　坐下来对词 根基 是热爱

　　阿瑟·米勒的《代价》不仅从未被搬上过国内 的舞台，甚至在其众多剧本中也并非知名度高的大经典 ，可何冰看后内心却极其想排。“从好剧本到付诸行动之间总是隔着一个‘机缘’ ，我们在生活中约一顿饭都不容易，更别说做一个戏了 ，但没想到真的就约成了 。在过去 的一年还有一个能成事 的因素就 是有大把的时间 ，这些因素凑到一起就转化成了一个利好 。”

　　于是，何冰开始“忽悠”人 ，无论是弟弟何靖 ，还是剧院 的同事周帅 ，甚至曾经在影视剧中合作过的冯文娟 ，给大家看了剧本 ，每个人都很喜欢 。“大家就真 的坐下来对词了，根基就是热爱 。”

　　这4年中虽然也遇到过其他 的剧本，但作为和阿瑟·米勒自身经历有着极高相似度 的一部作品，剧本最打动何冰 的是“戏本身很中式”。“我不了解西方文化的精髓，我只能根据自己的体验去读解它，这个戏说 的恰是全人类都面临 的问题。表面呈现 的是哥俩如何分一堂家具，但又远远不止这个表象 。剧作把我们所能面对的人物关系都写到了，父母、姐妹 、兄弟、朋友、上下级等等 。更有趣的 是还把几个演员放在不一样 的年龄段和阅历中进行表达，三位男演员代表着那群很努力的人 。每个人都追求圆满丰盈 ，于 是人跟自我 的矛盾就出现了，而这个矛盾基本就是无解的。”

　　依然会犯上一次 的错误

　　从翻译本到舞台本 ，何冰和翻译一句一句推敲 ，尽可能摆脱书面化的语言 ，但何冰也毫不讳言 ，“我依然会犯上一次的错误 。《陌生人》时，他们老说我演的 是一个北京老头儿，尽管过了4年 ，我依然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还 是没能演一个法国老头儿，只是尽可能不去说戏剧化 、书面化的语言 。”

　　虽然这次照旧没能演一个美国 的中年人 ，但剧本却和4年前的《陌生人》有着某种近似 ，“我不是主动选择 ，一个剧本打动你一定是有原因的，从戏 的角度来说 ，我们是服务于观众 的 ，这就需要一个通感 ，在中国文化 的土壤中亲情关系是最重要 的 ，家庭关系恰恰可以建立这个通感 ，通感之上再去探讨价值观。”

　　虽然 是一出喜剧，但何冰说 ，“虽然阿瑟· 米勒说剧本里没有好坏，只 是价值选择不同 ，但我们在舞台上还 是会有偏向，我自己认为其实没有真相 ，我们不过 是在努力寻求真相而已。”

　　我心中 的英雄还是演员

　　时隔4年，面对导演手法上是否精进 的疑问，何冰直言，“没有进步 ，我也没有用4年的时间专攻导演术，我依然那么匮乏 ，依然不会 ，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学。我心中 的英雄还是演员，我对导演那把椅子没什么兴趣。导演和演员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之分。我对导演 的理解不 是要强加自己的想法，恰恰是鼓励你去呈现，生活中我们都要按照自己的活法去生活，舞台上也 是如此 。导演应该激发和保护每一个个体 的热情 ，集体商榷一个方向后，每个人都按自己 的方式 ，集体奔那去。”

　　从《陌生人》到《代价》，何冰的戏似乎很难用 是否现实主义来定义，在他看来 ，“我的根基是现实主义，但我又是林兆华先生训练出来 的演员，老爷子 的精髓我学不来，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向他学 的就 是胆儿大一点。戏剧第一位的 是‘假定性’，如果对这三个字没有透彻 的理解 ，你将寸步难行。而且观众走进剧场，也绝不 是来寻求物质真实的 ，因此这中间的自由度 是很大的 。阿瑟·米勒被称为良心作家 ，我们也得干得有良心 。”不过 ，自导自演大多数时间是看不见自己 的，“没有一双冷静 的眼睛去帮你审视 ，也 是某种缺失。”

　　狗熊掰棒子 重要 的 是过程

　　4年前 的《陌生人》只在北京演了几场，没有巡演，也是何冰自己的选择 。做戏不为挣钱，何冰确实有点任性 。在他看来 ，这个过程就 是“享受”。“从小家里人说我狗熊掰棒子 ，以前觉得这 是贬义，什么也没留下 ，我却觉得 是一个好词 ，重要 的难道不 是掰的过程吗 。《陌生人》虽然只演了几场 ，但那不是历练、不是美好 的回忆吗 ？”

　　不过时隔4年 ，对于何冰而言，虽有坚持亦有观念 的改变。尚在排练阶段，何冰就已经接到了十几个邀约巡演的电话 ，这一次，他没有拒绝，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答应 ，“我得跟观众碰一碰再决定，观众说够看，咱就试试 。”

　　改变的除了对巡演 的态度 ，何冰还完成了从单一的话剧演员到朗读者、演讲者 ，甚至综艺中表演老师的转变，对他而言也并不容易 。“年长了几岁，这两年思想方式也变了 。以前我受的教育告诉我，每一行都会神化自己 ，比如戏剧 是高大上 的，总觉得我不能怎样 ，现在这个思维方式变了，一个人逃不掉 的4个字 是‘用进废退’ ，以前那种傲慢是不可取 的 ，所以我决定把自己‘用进废退’ 。时代更迭越来越快 ，这或许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开掘 。”

　　文/本报记者 郭佳 统筹/满羿

　　摄影/本报记者 刘畅

　　剧照供图/赵彤 苑晓辉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 ：詹丹

　　欧阳修 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 ，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 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 。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 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 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 ，“祸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 ，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 ，把第二处称为“结论” ，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 的教训” ，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 。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 ，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 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 ，他还有着深入一步 的看法 ：

　　这篇文章 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 ：首先 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 ，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 是一篇的主干 。其次，所谓“人事”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 的三层意思 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 ，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 是主干 ，后两处 是“人事” 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 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 ，后两处 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 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 ，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 ，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 ，提出了与“天命”相对 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 的具体内涵 。也就是说 ，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 是抽象而又空洞 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 的一个概念 ，把传统 的认同“天命” 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 的针对性 。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 的抽象和空洞 ，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 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 ？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 ，忘栉沫之艰难 ，狥色禽之荒乐 。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 。靳吝货财 ，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 ，竭万姓之脂膏 。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矧咸有之 ，不亡何待 ！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 ，正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 ，所以在林林总总 的“人事”中 ，强调了人 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 。这样就把抽象 的宏观 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 的中观层面。这当然 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 的 ，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 ，霖雨不止 ，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 。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 。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 、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 ，常为租庸惜财用 ，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 ？”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 ，被甲跨马，不以为劳 。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 。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 ，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 ，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 ！”由是谗间愈入 。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 的鲜明对比 ，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 、尽受小人蛊惑 ，常常又 是关联在一起的 。《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 ，胡三省加注感叹说 ：“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 ，可谓婉切 ，其如帝不听何 ！”

　　此外，观点句中 ，“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 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 ，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 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 的 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 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还 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 ，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 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 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 的特殊性 ，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 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 ，就 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 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 ，我们都 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 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 的肌理性关系 ，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 ，在其论述 的递进过程中 ，那种似乎已经隐身 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 ，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 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 。”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 的 ，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 的普遍性 、规律性之理 ，以颇为“自然” 的方式出现 ，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 ，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 ，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 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 ，也就 是“主宰者 的天向理法 的天 的变化” 。唐以前 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 ，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 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 ，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 的挑战 。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 ，就讨论了“天谴事应” 的问题 ，并对此有所质疑 。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 ，所以他们编写 的体例就“著其灾异 ，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 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 的桥梁 。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 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 ，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 的事。不过 ，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 ，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 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 的史论中 ，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