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中国丨在外商投资热情中感知中国经济活力******

　　刚刚过去 的这一年，中国吸引外资顶住多重压力，引资规模稳定增长 ，结构不断优化，外资企业用脚投下信任票 。新 的一年 ，外商 的投资热情如何？春节前夕，记者奔赴招商一线、深入外资企业 ，去感受中国这片投资热土的蓬勃活力 ！

　　江南小城缘何成为中小外资企业集聚地？

　　江苏太仓 ，不仅是“鱼米之乡” ，也是“德企之乡”。包括470多家德资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 ，已成为太仓经济发展 的强大引擎 。

　　2022年太仓新设立和新增资的外资项目有183个 ，而中小外资项目就达到了120个 ，占比超过了65% 。那么，太仓为何会成为中小外资企业 的集聚地呢 ？

　　在江苏太仓高新区，记者看到虽然是周末，但招商、规划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依然在为今年落地 的外资项目召开协调会。

　　太仓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陆利璟，不久前作为赴欧招商团 的主要负责人，和招商团队9天在欧洲跑了14座城市 ，带回了这批外资项目。在跟记者谈起此次的欧洲之行，陆利璟先给记者看了一段广为传播 的视频 。在这段视频中，外方代表上来就说 ，“能再次听到中文感觉真好！”这让陆利璟和他 的同事们倍感亲切，也正是因为这句话拉近了双方 的距离，让对方 的投资部门当即决定把一个新项目跟太仓进行对接 。

　　不仅如此 ，陆利璟和同事们在欧洲走访了20多家企业和商协会，并最终拿到了总投资130亿元 的外资项目。

　　在太仓招商局 ，记者看到这些来之不易 的外资项目，每一个都实行专班负责制 。专班工作人员视频沟通进展 、邮件确认细节，忙而不乱 。与此同时，为这些外资项目储备的专业技术工人，也在太仓“双元制”培养体系下同步推进 。这些“双元制”学生既是学校的学生，也 是企业的准员工 。

　　在这批新落户 的外资项目中，这家德资企业刚刚找到了新厂房 。德国人希内曼正在给新厂房设计方案。他在太仓21年 ，亲眼见证了企业从最初 的一个售后服务部门成长为一家中大型外资企业 。在他眼里 ，太仓本地团队的本土化能力 、快速高效 的沟通 ，不仅给了太仓发展新项目 的空间 ，也给了他们企业成长 的机会。

　　一条公交线串起一条产业链

　　在采访中记者还发现 ，仅在太仓高新区南京路25平方公里范围之内，就集中了将近800家中小外资企业。除了太仓 的地理区位优势 、优良 的营商环境 ，还有哪些是这些中小外资企业看中 的呢 ？

　　在最早进入太仓的这家德资企业门口，记者发现了这样一个公交站台，这个站点就是以这家德资企业命名 的 ，叫克恩里伯斯，从克恩里伯斯出发前后4公里范围内，聚集了40多家外资企业，形成了一条汽车产业链 ，现在坐上这趟公交车 ，就能把新能源汽车的电驱系统配齐。

　　如今 ，在太仓一辆整车七成零部件都能找到供应商 。围绕产业链 、供应链寻找发展机遇，也成为越来越多 的中小外资 的共识 。

　　1个人如何搞定1.6亿元项目落地？

　　中国不断完善的产业链 、供应链配套体系 ，对外资形成了一种强劲 的吸引力。此外 ，记者在探访中感受到 ，还有一种力量，也让外资企业愿意到中国来 、放心到中国来 。

　　在江苏扬州 ，德国人钦安仁每周都会从上海开车来这里 ，查看他们企业新厂房的设备安装进展。这个投资约1.6亿元人民币的厂区 ，目前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今年9月份将正式投产 。但回想起项目刚刚开建那会儿，钦安仁却十分焦虑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德国总部只派了他一个高管来。

　　不过，钦安仁的焦虑并没有太久 ，很快当地的驻企联络员马子樾找上了他 ，自此，项目 的任何问题都由马子樾来协调 。

　　钦安仁 是一周往工地跑一回，而被他昵称为“工长” 的马子樾，在工期紧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往现场跑 ，并通过视频与电子邮件和钦安仁沟通，共同推进厂房的改造建设。

　　钦安仁告诉记者 ，整个厂房不到一年就建成了 ，跟欧洲那边 的速度比起来非常快 ，欧洲总部对建设的速度非常满意 。在这个项目投产后 ，总部还将进一步追加产线，总投资预计超过10亿元人民币 。而他们持续追加在中国 的投资，追寻 的 是“在中国、为中国” 的理念 ，同时，看中的 是中国供应链的本地化，还有中国庞大 的市场 。

　　中国大市场 世界大机遇

　　记者在多地采访中发现 ，外资企业纷纷表示 ，看好中国大市场潜力、经济前景和开放政策 ，2023年将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在浙江宁波，这家汽车零部件外资企业把全球研发总部设立在浙江自贸区宁波片区 。眼下，设计师们正在对一款最新研发的新能源汽车智能外饰产品 ，进行最后一轮性能测试 ，这将给企业带来新的市场机遇 。

　　2022年 ，宁波平均每月吸收外资3.3亿美元，并专门成立了投资促进部门。今年 ，宁波将聚焦重点产业 、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等，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 ，推动92个外资项目早落地、早到资 、早开工。

　　在山东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这家世界500强企业年产1.6万吨冷冻食品项目不久前刚刚投产，这也是这家外资企业在聊城的第10次投资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持续增资的背后，一是原材料供给很丰富，二 是有任何困难 ，政府都会第一时间推动解决。

　　如今，不断开放 的中国市场，日益完善的营商环境，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选择在中国布局总部项目、制造基地和研发中心。这家美国企业在海外 的首家研发中心不久前在上海落成，今年将研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产品 ，并利用全球资源将创新成果引入中国 。越来越开放 的中国 ，使得这些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 的信心越足 。

　　中国吸引外资 向高而攀向新而行

　　数据也显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中国保持了吸引外资“增量提质” 的态势 。

　　2022年前9个月，中国吸收外资规模就达到1万亿元 ；前11个月，突破1.15万亿元 ，超过2021年全年水平 。

　　与此同时 ，外资来源更加多元。2022年前11个月 ，韩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 的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22.1% 、52.6% 、33.1%和26.6%。

　　高技术产业成为吸引外资“主引擎”，2022年1-11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31.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58.8%，高技术服务业增长23.5% 。

　　今年1月1日 ，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正式实施，与上一版相比，新版目录净增加239条 ，增加条目数为近年来最多 ，进一步扩大鼓励外资投资范围。

　　中国贸促会近期对160多家在华外资企业和外国商协会 的调研结果显示 ，99.4% 的受访者对2023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更有信心。

　　（总台央视记者 张勤 王琰 岳群 丁雅妮 张道峰 张歆 杨光 盛瑾瑜 江苏台 太仓台 山东台 宁波台 北仑台）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 ：能否释放生育潜能 ，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 。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 ，近日 ，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 的 ，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 ，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 ，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 ，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 ，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 ；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 ，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 ，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 ，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 ，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 ，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 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 ，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 ，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 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 ，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比较而言，市县 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 ，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 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 ，明确指出，当前 ，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 ，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 、养育 、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 ，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 ，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 的攀枝花户籍家庭 ，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 ，直至孩子3岁 。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 ，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 ，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 、托育费用补助 ；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

　　此外，湖南、吉林 、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 、革命老区倾斜 。

　　相较于省级层面 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 的措施 。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的攀枝花市外 ，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 ，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 的家庭 ，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 ；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 的夫妻 ，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

　　值得注意 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 。如 ，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 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的 ，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 ，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 、三孩 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 ，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 的政府补助 。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 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 的给予80% 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 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 的资助 ，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 ；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 ，实际上 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 ，“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 ，第二种是劳务支持 ，比如托育托幼机构 的建设 ，第三种 是时间支持 ，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 ，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 是有限 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 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 、儿童教育 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 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 ，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 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

　　对此 ，任远建议 ，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 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 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 的生育支持政策 。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 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 ，女性 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 ，此外 ，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 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 的支持上 ，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 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 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 ，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 ，结婚率逐年下降 ，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 ，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 ，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 ，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 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 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 的问题在日本 、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 ，2022年年末 ，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 ，还将促进移民 、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 ，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

　　“日本 、韩国生育率的下降 ，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 的生育支持政策 ，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 。”任远说 ，从已有的文献看 ，日本和韩国 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 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 ，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 的支持作用有限 。”

　　任远指出 ，采取一系列 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 ，使一些希望生育但 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 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 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 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 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 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 的满足 ，我们 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 的。”同时 ，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 ，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 ，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 的不确定性在提高 ，人们 的生育动机在减弱 。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 ，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 的 。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 是家庭生活 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 。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 ，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 的价值 ，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 的重新塑造 ，使人们觉得生育 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 的生育动机 ，再加上持续 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 的改善 ，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