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高质量建设涉台经济合作园区 ？福建省人大代表助解“成长的烦恼”******
(台海观澜)如何高质量建设涉台经济合作园区？福建省人大代表助解“成长 的烦恼”
中新社福州1月14日电 (记者 龙敏)改革开放以来 ，福建先后设立台商投资区 、台湾农民创业园等各种涉台经济合作园区 ，有效推进了闽台经贸交流合作。但目前 ，涉台经济合作园区频遇政策优势不明显 、台资项目及人才数量少 、引才环境还不够优化等“成长的烦恼”。
在正于福州举行的福建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福建省省长赵龙表示，将高质量建设台商投资区 、台湾农民创业园等涉台经济合作园区 。与会人大代表也纷纷建言 ，加快推动涉台经济合作园区转型升级，提升闽台产业融合与经济交流承载力 ，助力福建加快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福建现有6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数量居大陆首位，已吸引天福集团、漳州钜宝生物等一批台企进驻 。但是，这些台农创业园及台企在升级发展中也面临基础设施较薄弱、销售“水土不服”等现象。
福建省人大代表 、漳平市市长李毓文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指出 ，有着“大陆阿里山”之称的漳平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内，台农生产 的永福高山茶品质佳 ，但因品牌营销不到位等原因，茶叶卖不动 、品牌打不响、特色难彰显 。
他建议，进一步支持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高质量发展，重点扶持产业发展 、项目建设等 ，对引进台湾高层次人才给予倾斜支持；积极引导台农开拓市场 ，指导互联网平台协助销售永福高山茶等台农生产产品 。
泉州台商投资区是福建省6个国家级台商投资区之一，已引进颐和医院、德润产业园等168家台企，总投资202亿元(人民币，下同)，并引进132名台湾高层次人才 。
福建省人大代表、泉州弘晟精密塑胶模具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炳森说 ，目前 ，泉州台商投资区存在财税 、医疗器械和药品市场准入等政策“瓶颈”，全区规模以上台资企业仅6家 ，企业体量较小。
郭炳森建议，适当放宽市场准入条件，赋予更多惠台利民举措 ，鼓励和支持拓宽应通尽通新路径。
漳州古雷石化基地是国家发改委唯一确认的大陆台湾石化产业园区，截至目前已投产 、在建 、签约产业项目48个，总投资3226亿元 。福建省人大代表 、漳州市政协副主席戴鹏飞建议，要积极创造合作共赢 的长效机制与新型合作模式 ，利用海峡论坛、两岸企业家峰会等平台 ，深化闽台石化产业对接合作，继续引进一批台湾补链项目、延伸项目 、升级项目；用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抓住当前东南亚石化市场超景气周期 ，将产品销售出去 。
平潭是大陆唯一对台综合实验区，致力于打造台湾同胞“第二生活圈” ，具有独特的区位 、通道、政策优势。福建省人大代表 、福建医科大学党委书记陈晓春指出，平潭已实现对台主要港口客货航线全覆盖 ，进出平潭岛陆路物流双通道也已经形成 ，两岸人货往来 、贸易通关便利；占地面积约100亩的平潭海峡医药健康产业园 ，为打造两岸中药材贸易集散地提供了载体 。
陈晓春建议，在平潭设立两岸中医药标准分中心，探索两岸中医药标准互认互通 ；将平潭作为大陆对台中药材主要输出口岸 ，推进标准化 、集约化 、规模化运作 ；在平潭设立两岸乃至国际中医药论坛 、产业交流大会 ，加强中医药交流合作。(完)
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 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 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 、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 、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 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 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 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 的发展 ，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 ，更是一种网络化 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 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 的日常生活 。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 、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 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
内容多元化 ：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 、传播者 、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 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 的拓展下 ，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 ，人工智能 、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 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 的延伸”发展为“人 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 的“镜像” ，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 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 。“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
关系网络化 ：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 ，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 ，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 的“面对面建群” ，也可以 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 、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 ，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 。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 的结构形态 、拓展基于社会关系 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 的发展，人们 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 ，带来供需关系 、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 的网络化 。由此，关系网络化 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 ，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 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 ，信息化 、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 的效率和效益 。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 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 ，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 ，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 、普及性、连接性 、数据化为基本特征 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 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 、广告、营销)的中心 ；另一方面 ，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 、话语平等 、机会平等 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 ，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 ，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 ，成为内容生产 、审核 、分发、变现 、评估 的中心 。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 ，将用户 、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 ，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 ，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
数据资源化 ：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 ，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 ，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 ，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 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 ，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 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 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 ，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 的数字化 、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 的防疫网络 ，对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 的发展和成熟 ，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 、劳动力 、资本 、技术并列 。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 ，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 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 的方面增多 、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 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 ，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 、社会组织逻辑 、市场运转逻辑 、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 ；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 的生态化取向 ，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 。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 ，特别 是平台 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 、丰富网络文化 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 、萌芽 、爆发至平息 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 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 ，取而代之的 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 的内容生产 。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 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 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 ，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 的内容生产 、传播 、交流和互动中 。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 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 ，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 ，危害群体成员 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 ，在“流量至上” 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 ，朴素 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 ，扰乱社会秩序。同时 ，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
进一步而言 ，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 ，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 ，但也容易导致传播 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 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 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 、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 ，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 的操控 。由私人部门来裁决 、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 ，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
网络化凸显 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 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 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 的过程 。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 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 的信息公开 。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 、口径不统一 、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 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 ，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 ，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 的新媒体平台上 ，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 ，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 。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 ，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 ，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 。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 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 的治理难题 。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 ，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 ，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 。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 ，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 、全时空 、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 、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 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 ，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 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 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 、服务 、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 ，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 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 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 的制裁 ，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 的工具。数字经济 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 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 的不可预测性 。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 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 、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 的焦点。
作者 ： 谢新洲 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 ：《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 购彩地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