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2)******
到了隋朝 ,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 ,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 。汉末长久以来 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 ,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 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 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 ,而不符合标准 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 、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 。于 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 的货币 。
五铢钱的大小 、轻重适中 ,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 的外郭 ,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 ,古代钱币 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 ,即便 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 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 ,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 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 的名称上。唐以前 的货币 ,以五铢钱为典型 ,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 ,从这个意义上看 ,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 ,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 ,并冠以当时 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
如前文所述 ,钱上铸年号 ,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 的钱币也并不 是年号钱 。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 。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 ,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 是改称“通宝”流通 。通宝即“通行宝货” ,唐人有“钱者通宝 ,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 ,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 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 ,是度量单位上 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 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 。《旧唐书·食货志》里说 :“其词先上后下 ,次右左读之(即直读 ,开元通宝) 。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 ,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 。”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 是有道理的 ,便将这一问题 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 。当今主流观点认为 ,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 ,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 ,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 ,也就 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 。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 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 ,因此并不是年号钱 。它的含义 ,从字面意义上讲 ,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 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 。也由此 ,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 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 的年号钱 ,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 ,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 ,它 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 、大小成为后来制钱 的楷模 。宋时有诗人叹道 :“半轮残月掩尘埃 ,依稀犹有开元字 。”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 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 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 ,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 、东南亚 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 的铸币同样也 是如此 。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 ,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 ;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 ,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 。吕祖谦说 :“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 ;自唐至五代 ,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 、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 的铸币 ,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 ,这种多变 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 的稳定 ,实则不然 。不同种类 的宋钱 ,变的 是上面 的年号 ,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 ,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 ,不同版本 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 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 、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 。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 。明代铸币规模较小 ,明代流通 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 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 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 ,在福建漳浦县 ,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 ,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 ,后至北方 ,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 。”这些宋钱,质精且多 ,被称为“好钱” ,甚至有不少 是从地下掘出来 的 ,导致本朝发行 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 ,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 的钱币 ,这也 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 ,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 ,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 ,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 的要求 。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 ,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 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 的“恶钱” 、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 ,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 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 的 。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 ,人民生活困难 ,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 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 的最有效的方法 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 ,在无法遏制 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 的局势之中 ,元朝走向灭亡 。元代 的宝钞,也随着政权 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 。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 的做法 ,用钞不用钱 ,后来才加以变通 。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 ,才最终以银钱支付 。明正统以后 ,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 ,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 的 是银 、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 ,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 的“宝泉”,或有汉文 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 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 的稳定统治,前朝 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 :“馀准废铜输官 ,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 ,通令天下 ,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 ,罪之 。”就是在说 ,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 ,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 。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 ,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 ,古钱 、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 的事情 ,“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 。而且 ,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 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 。康熙帝认同他 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 。乾隆二十二年(1757) ,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 ,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 ,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 ,但其重点打击对象 ,其实 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 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 的发展,中国与世界 的联系愈发密切 ,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 、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 ,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不 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
中新网蒙特利尔12月8日电 “人与自然 是生命共同体 ,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我们才能守护好蓝色地球家园。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直接受益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理念。”COP15主席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7日在COP15第二阶段会议“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边会上作主旨发言时表示。
当地时间12月7日,COP15第二阶段会议“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边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 ,边会由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中国新闻社主办,中国新闻网承办。
现场,黄润秋分享了中国 的有关探索和经验 。
COP15主席、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出席边会并作主旨发言。图片来源:生态环境部微信公众号“2021年 ,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 ,开启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新篇章。与国外国家公园建立之初大多 是无人区 的特点不同 ,中国人口众多,自然保护地内大多有人口分布,特别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
黄润秋举例称 ,在海南,通过实施人工林 的退出改造、植被修复、空中廊道建设等 ,推动实现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有效解决了长臂猿栖息地破碎化问题 ,种群数量已从2群7-9只恢复至5群36只 。
与此同时 ,中国坚持系统观念 ,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并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广泛参与 。
黄润秋坦言 ,获得“地球卫士奖”的蚂蚁森林项目,已带动超过5.5亿人参与,累计种植和养护树木超2亿棵,种植面积超过274万亩。中国还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生态环境志愿服务实践,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
据相关机构统计,2016-2020年,中国生物多样性相关公益捐赠总额达17.57亿元人民币 ,带动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北部 的塞罕坝 ,三代人坚持植树造林 ,在茫茫荒原上建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近年来 ,通过积极发展壮大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实现了群众增收致富和乡村振兴。”
COP15主席、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边会上作主旨发言。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 摄黄润秋说 ,在中国还有很多地方 ,在生态优先的基础上 ,走出了一条“产业与扶贫”“生态与生意”互促共赢的新路子 。
通过多年努力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 ,新增森林面积居世界首位 ,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黄润秋说,“中国 的这些实践和成效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不 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 ,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 。”(完)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